外国人在中国建立实验室是怎样的一种体验?

编者按
近日,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发表了系列专题“新一代的声音”(Voices of the new generation),让几位新晋PI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
第三期“新一代声音”的主角是复旦大学计算神经科学与类脑智能重点实验室的Luis Pedro Coelho研究员,他将为大家讲述,作为一名外国人,在中国建立课题组的经历与感想。

Luis认为,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建立自己的课题组(当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当地语言的时候),青年科学家都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。只不过在中国,Luis体会到了额外的一点困惑感(confusion)

2018年9月,Luis在复旦大学开始了微生物组学方向的研究。他的实验室正在分析地球微生物背后的生态过程,并试图回答一些科学问题,比如基因和物种是如何出现并进化的。Luis用计算生物学的方法分析宏基因组(metagenomes)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。

Luis第一次来中国是为了参加复旦大学的面试。他在葡萄牙、美国和德国都学习和工作过,掌握了好几种欧洲语言。在中国,Luis已经习惯了生活中的那种善意的困惑感(a quotidian feeling of benign confusion)

Luis Pedro Coelho

Luis的普通话只停留在初级水平。而在复旦校园以外,很少有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,因此Luis与人们的交流就成为一场场令人困惑的哑剧。他只能通过手势、自动翻译软件、蹩脚的普通话和不停的微笑来应付,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。Luis承认,如果你表现得谦逊一点,人们都会理解你的难处,很友好地与你交往。因此,Luis认为这是一种善意的困惑。

Luis惊讶地发现,在中国的日常工作模式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非常相似。COVID-19疫情暴发之前,Luis的一天通常是:去办公室路上的校园咖啡馆里拿一份咖啡,回复电子邮件,写基金申请和论文,与学生见面,如果时间允许还要读点文献。Luis的工作语言是英文,论文都是提交给英文的期刊,参加的会议也与国际同行们没什么两样。Luis也会用Twitter和Slack与学术界保持交流。

在中国,Luis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经费:国家和市级的资金,甚至还从附近的城市得到了一些资助(国内不少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100万,比一些小型欧洲国家还要多)。和其他国家一样,申请经费时,Luis要写一份提案,说明提出的想法的重要性,以及验证这些想法的能力。虽然提案可以用英文写,但大部分经费信息只能用中文提供。Luis必须依赖于他所在的系和周围的中国同事来获取这些信息

当有国际合作的需要时,Luis在国外的人脉就为他提供了机会。例如,Luis与欧洲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者们一起合作进行微生物耐药性的研究。作为这些合作的一部分,Luis常常要处理一些体系间不匹配的问题,增加了合同文件的翻译等额外的文书工作。当国外的合作者需要一份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的文件时,问题就出现了。Luis认为,其中一些问题在欧洲各国间也存在,但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之间,这些问题要复杂一些。

其他国家的年轻PI也会遇到跟Luis一样的困惑。比如,获得经费后如何吸引博士后和学生的加入,如何与资深科学家竞争人才。参加工作的前六个月时间里,Luis的“团队”只有自己一个人和电脑,就像是继续做着博后。

很幸运地,Luis招募到了优秀的学生和博后。慢慢地,这份工作发生了变化。有一天,Luis到休息室拿咖啡,碰巧看到他的学生和博士后和一位来访的学者坐在一起讨论。那一刻,Luis意识到,他终于成功地拥有了自己的课题组

原文链接: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1580-020-0265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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